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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深大电话有限公司解决了深圳特区电话不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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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9 14:0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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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改革人物|周溪舞:中外合资电信运营商操盘者   

   本文作者:周溪舞  发布时间:2013-04-23

   过去形容一个城市的落后,往往用这样三句话:说这里“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深圳的马路算是平的,电灯也算是明的,就是电话不灵的问题非常突出。

   当时深圳邮电局电话总机是纵横制,有2000多线,但由于管线不配套,电话用户只有1000多户。用的是磁石式手摇电话(以下简称“手摇电话”),不能直接和对方通话。打电话的时候,先用手摇电话叫通总机,告诉他要叫的电话号码,由总机叫通后,这才能通话。
   
   打市内电话还算简单,打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就更复杂了。先要用手摇电话叫通长途台进行挂号,就是要告诉总机你的电话号码和姓名,要通话的城市和电话号码,要找人的话,还要说清楚要找的人的姓名,以上内容由长途台一一登记,挂号完了,把电话收线,在那里等待长途台叫你。长途台叫通对方以后,如果正好找到你要找的那个人,那还好办,如果找不到你要找的那个人,这次电话算白打了。如果长途台找到了那个人,再打电话给你,叫你通话,如果正好你出去方便了,这次电话又算白打了,只能重新打一次。国际长途还要复杂一些。

   当时内地很少有住宅电话,办公室里也很少有个人专用电话,因此都集中在上、下午上班的时候挂号,争着打长途。因为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集中,所以经常占线,结果是一天打不通几个电话。

   当时党、政、军部门还好一些,邮电局重点保障,普通用户打电话就更困难了

   我问过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你看见过手摇电话没有?”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看过。”我很奇怪,按照她的年龄,她成长的时候早已经不用这种电话了,我问她:“在哪里看到的?”她说:“是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有些战斗片作战的时候,看到用这种手摇电话进行联络。”想不到20多年前用的电话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了,手摇电话也变成古董了。

   问题还不只于此,当时通讯质量也很差,省委一位领导同志曾这样形容:他正打着电话,有时声音会越变越小,急得站起来听也听不清楚,站到凳子上去听也听不清楚;有些时候正打电话,声音会突然混杂起来,你站起来听也听不清楚,蹲到办公桌底下去听也听不清楚,结果忙得满头大汗,还不一定把问题讲明白。

   由于打长途电话很困难,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港商到深圳来谈生意,不敢在深圳过夜,因为怕电话不灵,掌握不到股市、汇市、房市的行情,影响商业上的决策。

   你可以设想,来谈生意不敢在这里过夜,还怎么大量引进外资呢?
当时我分管对外经济工作,我清楚地认识到,解决电话不灵已经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我想找市邮电局,让他们找省邮电局和国家邮电部,看能不能把投资的重点向特区倾斜,尽快解决深圳电话不灵的问题。

   我问清楚了,现在这个邮电局局长叫王勇,我听了以后喜出望外,原来是我的老熟人。战争年代在老解放区,他就是从事邮政工作的,1949 年佛山市解放,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佛山市军事管治委员会当军代表,负责接管学校,他负责接管邮电局。他先后担任过佛山市邮电局长、佛山地区邮电局长,我先后在中共佛山市委工业部和佛山地区经济委员会工作,大家都是工交系统的,也经常见面。想不到他也调到深圳来了。

   1982年的一天下午,我打电话找到他,约定晚饭后我去看他。于是我从住地新园招待所边走边问,没有多久便找到了他。他全家还没有搬来,就在仓库旁边一个小房间里,既用来办公也用来住宿。当时他们正在搞基本建设,房子旁边堆了一堆木头,我们俩便坐在木头上聊了起来。

   我无限感慨地说,1949年进城,在佛山市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手摇电话,33年过去了,到深圳来还是用这种手摇电话,不但比外国落后,就是比广州、江门都落后。省邮电局曾把江门市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市,已经把总机改成半自动化了,用的是拨号电话,用户和用户之间可以直接通话。
深圳市当时电话不灵的状况,已经影响了引进外资工作的开展。我要求他加强和国家邮电部、省邮电局联系,要求尽快解决深圳市电话不灵问题。

   王勇说,国家邮电部和省邮电局也很重视解决这个问题,深圳市已经向日本订购了一部集装箱式的电脑程序控制的总机设备。因为设备不配套,不能直接用于长途台上。也和瑞典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套设备,由于外汇额度不能落实,因此迟迟未能到货。

   王勇说,前一段时间香港“英国大东电报局公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电报局”)提出和深圳市邮电局合资经营“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大公司”),这可能是解决深圳电话不灵最快的办法。我听了以后,认为这倒是一个好的方案。因为深圳和香港如果能够直通电话的话,打电话的人一定很多,大东电报局的经济效益一定很好,所以它会很积极。用这种办法对我们来说,资金、外汇、技术设备都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我们也应该很积极,这是平等互利进行合资经营的一个基础。我表示市政府一定会积极地推动这件事情,让它尽早成功。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便和梁湘谈起了这件事情——当时我们的家都没有搬来,住在新园招待所,在铁皮棚搭起来的临时饭堂吃饭,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交换情况和确定一些问题——梁湘听了以后说:“我早就知道香港大东电报局愿意合营的问题,现在是搞来搞去问题都落实不了,必要的时候你去趟北京,找邮电部部长文敏生,要求邮电部支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说起文敏生我们都认识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担任过分管工业交通的书记,我当时在佛山市和佛山地区的工业部门工作,和他有过接触,梁湘和他就更熟悉了。

   经过与大东电报局进行多次谈判和起草合同,有了初步的方案后,首先是向省政府汇报,副省长李建安召开了会议,他表示省政府支持深圳和大东电报局合作,并授权我把省政府的意见也一起带到邮电部去。
1983年9月,我们一行人便去了北京,这里有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张培真、深圳市邮电局负责和大东电报局谈判的副局长刘禹堂、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新亭,还有邮电局的工程技术人员温培良等五六个人。

   这一次去北京之前我很有信心,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曾于 1981 年 发了一个27号文件,明确提出:“特区的机场、海港、铁路、电信等企业,应允许引进外资,由特区自营或中外合营,自负盈亏。”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家邮电部部长文敏生曾经在广东工作过,我也认识他。

   到了北京后,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给我们做了安排,这时才知道文敏生到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便由邮电部一位副部长见了我们。我们向他汇报和大东电报局进行合资经营电话公司的打算。他听了后说,邮电部不同意你们和大东电报局合资经营电话,因为邮电部门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电信更是机要部门,为了保密更不能和外商合资经营。我说,国务院允许经济特区在电信方面和外商合资经营。他说,和外商合资经营还有很多具体政策问题需要解决,邮电部还要研究,现在已经快到国庆了,你们先回深圳去等,有具体意见后再通知你们来谈。

   我听了便急了起来,我说中央要我们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电话这么不灵,工作怎么开展,正因为不能等所以才到北京来,我宁愿在北京等也不回深圳去。他见我说得这么激动,也有点不高兴,但见到我这个北方大汉,虽然有点激动,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态度也就缓和了下来。他说现在快到国庆节了,假期内是不办公的,你们要等就等吧。事后我打电话回深圳给梁湘,说了这里的情况。他也同意我们在北京继续等,他会直接打电话给文敏生,请他给予支持解决。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在国庆期间安排了一些旅游活动,便在北京呆了下来。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当时经济特区到北京去,解决重大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碰壁的情况,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并不说明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对经济特区支不支持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当时国家的现行体制发生矛盾,他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虽然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但是对中央的精神知道得早晚、理解得深浅、特别是和本部门现行体制冲突的大小都有关系。我的一条经验是,要你回深圳等他们研究,你千万别拔腿就走,等他慢慢研究就会拖长解决问题的时间。只要你要办的事情符合改革开放的方向,符合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事情又必须急办快办的,你或者是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或者是低身下首、婉转请求,力求能够尽快解决。

   国庆三天假期很快就过去了,这时文敏生也回到了北京,找到他后,向他提出了和大东电报局合营的问题。他说梁湘已给他打了电话,他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项目,但还要由邮电部召开会议,你们来参加,研究合同的内容,怎样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这么两个词,就是“原则上”和“基本上”。凡是说原则上、基本上同意,就有九成以上的希望;凡是说原则上、基本上不同意也还有回旋余地,还有争取成功的希望;如果说不同意那就不用想了。

   10月初,邮电部由一位主管电信工作的李副部长主持召开会议,跟电信有关的司、处都有人参加。会上我们首先说明和大东电报局合营的电话只是市内电话这方面的有关业务,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仍由市邮电局直接经营。关于电话的设备安装和管理,成立一个设备运行维护部,由我方直接管理,不让合营方进入机房,因此就不怕安装窃听器和窃听电话。经过研究后,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国家主权和保密问题。关于合同中的平等互利问题主要谈到一个事情,就是为了加速电话自动化,准备先采用集装箱式的电子程序控制的远端继线器这种设备,邮电部的同志担心这种设备不耐用,怕合营期20年后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我们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尽快解决电话自动化问题,以后继续增加的设备都要求是国际上最先进、最耐用的设备。最后大家基本上同意了这些意见,并要求我们回去后找大东电报局研究修改后再签订合同。

   我们见到事情基本上办成,就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个前后,又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

   一位邮电部离职休养的老部长,见到张培真,他们都是老邮电,又是中央和省这种上下级关系,所以很熟悉。他问张培真来干什么,张培真说和深圳一起来汇报深圳邮电局和大东电报局合资经营电话公司的问题。这位老部长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们把帝国主义才赶走了多久,你们又把他们请了回来,你怕不怕开除党籍,你这个邮电局长还想不想当?张培真听了以后没有和他解释和争辩,就默默地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心头也引起了剧烈的震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千方百计想给我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假如以后再有“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还要戴“走帝国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但我转念一想,这个问题立刻就解决了。过去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们在经济上损害我们的利益,现在主权在我们国家手上,外商到中国来办企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令,这里也包含平等互利的原则。外商到中国来投资,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甚至比到其他地方投资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方也会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和旧社会在不平等条约下,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根本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对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要理直气壮地干下去。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即通知大东电报局来深圳谈修改合同问题。当时大东电报局有一位陈馀生先生,他是中国人,既参加谈判又当翻译,对于谈判双方的沟通和合同的签订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谈判中,大东电报局对我方提出的设备运转维修部由我方直接负责这点有争议,后来大东电报局也理解了我们的意图,终于在10月初达成了协议。

   1983年11月11日,在市政府二楼会议室,深圳市电信发展公司(属于市邮电局的公司)和大东电报局签订了合资经营“深大电话有限公司”的合同。

   合同表示:“双方将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向用户提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施和服务的市内电话系统并谋求取得最好的效益。”
   合同中明确表明:“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令和有关条例规定,遵守广东省经济特区的有关法规。”
   
   这个深大公司主要是向深圳经济特区内提供具有自动记录并能显示主叫号码等特殊服务功能的市内公共电话服务,并经深圳市邮电局的长途和国际设施向深圳特区的用户提供长途和国际、港澳电话服务。

   合同中提出了市内电话系统的发展规划目标,应满足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并保证通讯畅通。到1990年预计装机容量为4万线,2003年达到20万线,电话普及率达到25%。

   合同还规定深大公司的全部设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技术标准的要求,凡邮电网络接口设备和技术条件需经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批准。深大公司只负责深大市话系统和长途交换机连接的全部费用,有关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的责任由深大公司和深圳市邮电局议定。
   
   深大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深圳方占51%,大东方占49%。

   合同由深圳市邮电局副局长刘禹堂代表深圳市电信发展公司、彭炳堂(译音)代表大东电报局共同签字。这个合同于1983年11月11日正式签订。
   
   由于这个合同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并事先经过邮电部同意,因此深圳市政府于第二天,即1983年11月12日就发出了批文。

   1984年上半年,各种电话设备陆续进口运到深圳,首先在市委、市政府办公楼安装电话。然后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实现了市话、长途、国际长途自动化电话服务。应该说深圳市从1984年开始解决了电话不灵的问题。

   1985年1月1日,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在他的办公室里拨通了香港的电话和港英当局的政务司官员通话。这算是一个电话开通的仪式。

   电话装好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刚好有一位内地来的同志和我谈事情,我在电话按钮上轻轻一按,很快就接通了北京,又轻轻一按很快就接通了香港,这位同志看了十分羡慕,我也十分得意。

   这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电信设备的投资和外汇已经不是那么困难了。深大电话公司根据市内电话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加设备;长途和国际长途也根据需要由我们自行投资增加设备。后来又开通了移动通讯电话和互联网。到2004年深圳市固定电话容量已达到460万门,固定电话用户已达到400万户,移动电话容量已达到1200万门,移动电话用户达到了1000万户,互联网用户达到了300万户,可以说深圳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电话不灵的问题。

   现在的成年人、还有许多年轻人,每人手上都有一部手机,用手在手机的按键上轻轻一按,就可和全国、全世界能够通手机的地方通电话;如果发信息的话,用手指在按键上轻轻一按,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比当年到邮电局去打电报又快捷、内容又详尽。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早就不知道电话不灵是什么味道了。

   这种变化只是20年间的事情。

   还有一个和本话题无关而又有关的问题,这几年经常在报刊上看到关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报道。我记得它们都是20世纪80年代由内地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到深圳来办的公司。这两家企业都是生产通讯设备的,开始只生产小型的通讯设备。通过几年来引进外资和技术,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已经能生产世界上先进的通讯设备了。他们在产品技术、市场拓展、客户服务、管理变革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海外市场等方面都获得了质的突破,他们进行了全球化研发战略和先进的研发管理。以华为公司为例,开始他们的设备只是在国内销售,后来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已经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葡萄牙、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各类产品已经进入了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排名有的已经进入了前一、二、三名。

   现在不仅深圳解决了电话不灵的问题,在深圳土生土长的、生产通讯设备的企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增加通讯设备、提高通讯质量——也可以说是为解决电话不灵问题,做着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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